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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1/1/28 12:32:38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此文已被浏览428次

   2005年11月12日,荣毅仁的骨灰在无锡市马山华侨公墓安葬。这块墓地是荣毅仁的长子荣智健十多年前就买下的,距离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的墓地三四十公里。

  “荣毅仁是我的第一个‘首富’,当时我对他是不是国家副主席不很了解。”胡润说。1999年,胡润尚在《福布斯》任职,荣毅仁及其家族被排为中国50位富豪之首。在中信内部,员工私下仍称其为“荣老板”。
 
  然而“荣老板”的意义远非财富所能表达。“从解放到改革开放,荣毅仁的后半生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曾任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的张绪武如此评价。张是清末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孙子。

  荣毅仁曾经是一个符号,中国政府由此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速度。“无论中信公司的试验产生什么结果,这家公司是不会破产的。因为,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倘若真破产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开放政策的失败。”1987年,《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说。为使他的符号意义对海外更具辐射力,荣毅仁的党员身份生前未曾公开。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叶宝珊老人与荣毅仁相交多年。11月1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指着报纸上的讣告很激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共产主义战士’,普通人不会这么说的,评价很高。”之后,在11月3日举行的追悼会上公开的《荣毅仁同志生平》揭开了谜底,荣毅仁于1985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民族工业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到公私合营,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通过荣毅仁,荣氏家族得以完成过去与现在、国内与国际的跨越。在中国现代工商家族中,能够在大陆延续至今再度显赫的,荣家恐怕绝无仅有。

  荣氏企业的开创者荣宗敬去世后,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暴敌侵入淞沪,复能不受诱胁,避地远行,志节凛然,尤堪嘉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励,此令。”

  事隔七十年,《荣毅仁同志生平》如此写道:“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荣毅仁同志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一首一尾,相得益彰。

  人们通常无法选择时代,但当荣毅仁可以选择的时候,他在香港和大陆之间选择了后者。之后的经历想必他不能料到。比荣氏创业更早、同为无锡工商巨富的唐翔千家族,建国后选择了在香港发展,久盛不衰。可以设想,如果荣毅仁当初选择了香港,成为第二个唐氏并不困难,荣氏家族在海外尚有众多企业家后代可为证明。而像荣毅仁一样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顺势而起,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坚,并且培养出荣智健这样的第三代企业家来续写家族财富传奇,没有过人的本领难以做到。

  荣毅仁后来的经历,父辈的荣宗敬、荣德生恐难想像,时代不同,但是作为企业家,他们在荣毅仁身上种下了优秀的基因。同时,时代潮流并非总是一往无前,期间轮回反复,又颇多雷同。

  好的企业家是相似的。

  角色转换

  1952年,荣德生去世。临终前,他口授遗命,由同荣毅仁一道留在大陆的七儿荣鸿仁笔录:“余从事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六十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压迫,艰苦奋斗,幸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欣获解放。目观民族工业由恢复走向发展,再由今年‘三反’、‘五反’的胜利,工商界树立新道德,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期。余年老,此次病症,恐将不起,不能目睹将来工业大建设和世界和平,深以为憾。”(江南大学陈文源、葛美荣著《无锡荣氏家族事略》)荣德生还希望漂流在外的荣氏族人“从速归来,共同参加祖国建设”。

  荣氏企业是在连年战乱兼官僚资本的不断掠夺中发展起来的,荣德生甚至经历过官匪联合的绑架,因此在去留之际意志坚定。建国初期,经济凋敝,荣德生建议政府为企业纾困。政府特拨专款100亿(旧人民币),并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由荣德生任管委会主任,荣毅仁任总经理。除武汉申新四厂仍为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主持外,申新各厂的管理统一,经营状况明显好转。荣德生创业多年,只见过雪上加霜巧取豪夺的政府,由此热爱新社会自然而然。

  荣德生去世前一年,因为经营困难,李国伟在征得他和荣毅仁同意后,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申请,得到批准。这是荣德生看到的惟一一个荣氏企业公私合营。1954年,荣德生去世两年,荣毅仁已经将荣氏各地的企业悉数申请公私合营。1956年底,毛泽东主席建议,推荐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荣家现在把全部产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起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无锡荣氏家族事略》)

  1957年,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如果还活着,荣德生是否会像荣毅仁一样把全部企业公私合营呢?江南大学陈文源教授研究荣氏家族20多年,他说:“可能不会像荣毅仁这么痛快,毕竟这些企业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而荣毅仁只是参与了管理。”事实上,荣毅仁做出公私合营的决定也并不轻易。周恩来在谈到荣毅仁当时的状况时曾说: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同是民族资本家的猪鬃大王古耕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过如下想法:“我读过《资本论》,我完全知道解放以后,共产党绝不会再让我当垄断资本家。何况,对外贸易事关国家经济命脉。我应当设身处地地站到共产党这一边想一想。工人、农民流了那么多血,牺牲了那么多人,艰苦奋斗几十年,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今天我还要共产党在猪鬃贸易上来仰我古耕虞的鼻息吗?建国初期,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确实还很糟。但是,靠我这点‘本钱’,难道就能难住共产党吗?”(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引王慧章、傅小北著《古耕虞传》)

  1989年1月20日,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会上,荣毅仁说:“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股风,就是大家不怎么热爱社会主义,不关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当然这股风有多大我不敢说。我看这问题还得讲一讲。我们国家要富强、要发展,非得靠社会主义、靠公有制不可。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存在,但主要还是公有制。我看我是有资格说话的。我当过资本家,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可现在信社会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有好多同志没经历过,不知道它内在的腐朽,人与人之间倾轧、尔虞我诈,什么东西都有。现在奇怪得很,我这个资本家拥护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人,要往资本主义路上跑。”

  1986年,荣氏家族200多海外亲属回国团圆,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荣氏亲属散落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荣毅仁的二哥荣尔仁一族在企业经营上成就最大,其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当地威望甚隆。

  从大资本家到新中国的副市长、中信公司董事长以及后来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命运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1954年,荣毅仁38岁,他无法想到自己还能再度成为“荣老板”,只是要等25年。

  实业报国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时年63岁)、古耕虞(74岁,猪鬃大王)、胡子昂(82岁,钢铁大王)、胡厥文(84岁,新民机器厂等创始人)、周叔(88岁)“工商界五老”座谈。邓小平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的意见。

  历经十年动乱,荣毅仁听到邓小平的话时的心情应当与解放初期的荣德生相同。据原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庄寿仓回忆,当时“五老”中有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而荣毅仁却提出了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正常反应。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让他写份报告来。

  庄寿仓回忆,那时候荣毅仁没有助手,就亲自动手,熬了几个夜晚,写成报告,上报邓小平。五老中,后来办企业的只有胡子昂和荣毅仁。

  1912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召集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时称“临时工商会议”),各地代表百余人,荣德生是无锡四位代表之一。他在会上提出“推广纺织业案”(指出“今日果能兴办一万锭子,即添百万营业,塞百万漏卮,并养一千男女苦工,实中国商业兴败之一大关键也”)、“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指出“我国工商学识尚在幼稚时代,欲谋工商之增进,要在见闻各国现在工商情形,以谋交相贸易之方法,则派员考察之举,万不可缓”)和“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指出“近来兴办实业欲求大利,非购用机器不可。然机器皆造自外洋,是未及兴利而已流基本金矣。方今民国成立,首重实业,需用新机奚止数千万,兴办之后,须添日常应用之件,又不知几千万。若长此不谋自造,漏卮将伊于胡底?”)。陈文源说,当时的民族资本家都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绝非今日一些只为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可比。荣德生的提案让人惊叹:1912年,一个只念过6年私塾的人竟然有如此见识。那一年,荣德生37岁。

  1979年,荣毅仁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经63岁。机会来得比较晚,但它总还是来了。庄寿仓回忆,中信筹组时,国务院正在起草编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荣毅仁是征求意见的主要对象之一。草案第四条规定外国投资者投资份额不得超过49%。荣毅仁认为不能这么规定:中国正是因为缺乏资金才引进技术设备,如此限制比例,就要拿出更多的钱去陪外资,与本意不符。当晚,荣毅仁口述,庄寿仓笔录,“从晚饭后直弄到深夜两点”,才完成了意见书。最终,该法将比例定为“不低于25%”。

  中信公司初创虽然艰难,但毕竟是国家的公司,而且所负使命极特殊,自然所受限制较少。1987年4月1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中信公司的投资项目能允许到多大?荣毅仁回答:按照我国的规定,两亿人民币以内的项目可由国家计委委托,两亿以上由国务院批。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个限制。只要我们能够解决能源、原材料等,就可以由我们自行决定,当然,要向国务院报备。张绪武说,国家允许中信每年有两到三个亿美元的外债。有很多人认为中信融资方便,是一家搞金融的公司。1992年,在一次中信公司工作座谈会上,荣毅仁再次强调:“中信公司的主业是什么?有人说我们是金融性公司,我开宗明义地讲,我们的主业仍然是进行生产技术投资,是搞实业的。兴业公司更应把实业放在第一位。尽管我们现在工作苦一些,经济效益暂时还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方向不能丢。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风物长宜放眼量,国家强大要靠实力。”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由钱庄到面粉再到纺织,最终成为行业“大王”,就是为了能够以实业改善国家的经济面貌。荣毅仁说“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荣氏兄弟当年真正是立足无锡,放眼全国,不断把企业所得利润继续投入企业,30年时间,从最初一家小小的面粉厂发展成为拥有12家粉厂、9家纺织厂的全国最大的面粉、棉纺企业集团。荣德生曾说:“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用在事业上面。”“余留心社会经济,而主多立工厂,推至省用、国用,而至世界经济之竞争,尤以自立生存、对外相等为比较。于是,国人皆以‘大实业家’目之。”“茂、福新粉行销之广,尝至伦敦,各处出粉之多,无出其上,至是有称以‘大王’者。自维愧悚,不足当此盛名,仍思力谋扩充,造福人群。”1946年,荣德生被绑架,如此大的企业家,筹措50万美元的赎款费尽周折。

  1979年,荣毅仁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作为中信的开办费。陈文源回忆,曾有人说过,荣毅仁公私合营后所拿的企业定息累计大概有3000万元,但不知是否确切。为国分忧是荣氏家族的传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让企业填写《调查赔偿损失表》。跟随荣德生20年的薛明剑(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哥哥)曾经回忆说:荣德生向他咨询,薛淡淡答以“填填即可”,因为并不相信真能赔偿。荣德生则很认真:“此项赔偿由中国政府出之,抑由日本赔出?”薛答:“真正赔偿的时间尚远,现可暂时不去问它。”荣德生面容严肃:“如仍由中国自己的政府赔出,我们一分不要,可以不必填。因为我们可以自力更生,自谋恢复。如能由敌方日本赔偿,不问多少巨细,皆愿乐于接受。”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企业内迁,中国民族工业损失惨重。荣宗敬1938年去世后,荣氏集团开始分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辅仁)与荣德生的大女婿各执一端,荣德生的总公司“事权全非,远异吾兄在日”。荣德生不似兄长强悍,无力挽回荣氏企业分崩离析的局面。

  中信发展十年,业已发展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1987年11月,荣毅仁在中信全体职工大会上说:“现在公司大了,我这个董事长不好当了,我能力有限,以前一百多个人时,我每个同志都能叫出名字来,现在一千四百多人让我叫可就不行了。”

  尽管外电曾称“中信公司在中国是很特别的,但如果它是在纽约或东京,又会有多少特别”,“中信公司经过实践证明自己远不是那些为赶紧捞取1980年至1982年间北京下放贸易和其他权力而胡乱成立的几百家中国企业中的一个”,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中信公司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1988年,在接见加入中信的新大学生时,荣毅仁讲道:“外面说我们公司都是高干子弟。我不排除你们中间有高干子弟,但要跟大家说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搞了那么多红五类、黑五类、乱七八糟的事,不要总说什么高干子弟,要看这个人能不能做工作。是高干子弟能力不够也不行。外面有这种说法,我今天跟大家说清楚,大家注意一下,也许是别人胡说八道。”张绪武说,荣毅仁“城府很深”,深谋远虑,能够在公司的矛盾双方中巧妙周旋并使之化解。公司大了,项目数量巨大,质量难免参差不齐,控制能力就受到了考验。在1987年的全体职工大会上,荣毅仁说:“我们搞项目,说怎么怎么好,可行性报告如何如何,项目一搞成就不管了,又去搞旁的项目了。这样不行。项目搞了,公司钱放进去了,要收回来的。花架子别搞!还有一个是不要搞歪点子,搞那些投机倒把,违法乱纪,乱七八糟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不能搞资本主义那一套!”1989年1月20日,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会上,荣毅仁说:“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年搞项目要按规定办,今年重要的项目都要我批,当然我也要和大家商量。否则,我不认账。搞项目,一定要按公司的规定办,另外要让我知道,否则,上面要我说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行?”(以上见中信会议简报)

  1989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康华、中信、光大、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农信等五大公司的审计结果,中信有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私自买卖外汇、超越经商范围倒卖紧俏物资等行为,其它四家公司的问题大致相同。但是中信没有其它公司的偷漏税问题。目前五大公司中,延续至今的只有中信和光大。

  在中信14年,荣毅仁从63岁做到77岁,工作热情一直不减。1993年,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一个曾经的大资本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副主席,荣毅仁的符号意义变得更加深刻。

  经营之道

  “我想,不是任何一个办点工厂公司、赚点钱的人,都可称作企业家的。一个企业家,尤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至少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素质:对形势有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对业务发展具有战略眼光和丰富的想像力;深谙经营管理,多谋善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前进。而荣董事长,就是这样一位在海内外享誉的企业家。”中信办公厅主任姚进荣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如此评价荣老板。

  1959年6月21日,上海举办过一次荣家企业史料座谈会,荣毅仁谈到:“我伯伯和父亲的经营思想作风各有特点。我伯伯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我父亲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伯伯重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父亲重土,比较保守些。但是,他们两人要求发展事业是一样的。”

  荣宗敬的名言是:“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然一个喜欢冒险,一个沉稳谨慎,但对于举债经营却有共识。荣德生认为,只有“欠入赚钱还钱,方有发展之日”。而荣宗敬则更为激进,他说:“我虽没有钱,人家肯借欠给我,我就要借。”1925年到1933年间,荣氏企业先后购进四家纱厂,同时新建了申新八厂,其借贷资本已远远超过自有资本,达到四比一。对于举债的风险,荣宗敬认为:做生意有赚有蚀,不会永远蚀,也不会永远赚。蚀了就罢手,就蚀定了,蚀本时不停手,反而更放手去做。真要倒,别人都要陪你倒,也决不让你倒,也就永远倒不掉。荣氏兄弟在银行拥有股份,并且还与银行总经理结成儿女亲家,为企业借贷扩张打下了基础。

  1982年,中信首发100亿日元私募债券,促成仪征化纤的上马。“谁人不借钱?借债就要运筹帷幄,怎么借?怎么用?怎么还?这是借债上的全部文章。”荣毅仁说(计泓赓著《荣毅仁》)。

  荣氏兄弟在办实业的过程中,渐渐推行科学管理,制定出了“标准工作法”,对产品的质量严格控制,对工人恩威相济,有奖有罚。同时,广揽能人,创办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1979年,中信初创,荣毅仁请来原工商界的故旧以壮行色,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小的荣毅仁也已经63岁,都极富实践经验。1987年,《远东经济评论》有文章写道:“为中信公司说句公道话,大多数中国企业即使得到同样的机会自由,也不大可能取得这么多成果。中信公司有一个以在中国所剩寥寥中的几位前上海企业家为主体的领导班子,他们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经营大实业的实践经验,尽管这些经验有些过时。”

  1987年5月,《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推出它的西方形象》,对中信公司的独特加以描绘:“该公司被称颂为中国惟一一家‘既懂金钱又懂生意经’的公司,因为它‘把良好的关系网同出色的经营管理天衣无缝结合在一起’,又有能力‘招收最优秀的人员’。一位商人甚至抱怨说:‘中信公司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使外国人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同年5月的《纽约时报》如此描写中信:“在外国企业领导人眼里,中国金融界巨头——中信公司——有时似乎在各个方面与中国迥然不同:资本主义,大胆放手,讲究效率,重视赢利。”

  对曾经效率低下的中国企业的反感,使外国人对中信的赞扬无以复加。中信看上去就像是荣毅仁本人,有风度,有活力。

  荣毅仁多次在中信的会议上强调信誉的重要性:“离开了信誉,是搞不成业务的。你们知道我家过去是搞面粉厂的。面粉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说一个故事。开厂的时候很不容易,刚开始没有多少钱,有一年发大水,小麦很潮,放久了有一股味道。我父亲就下命令,不能买潮湿的,都得买最好的。后来,市场上的面粉一比较,我们的最好。资本主义企业的信誉是很重要的,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更要讲究信誉。”(见中信会议简报)

  平民情怀

  从荣毅仁史家胡同的宅邸到中信公司四层的追思室,从梅园的乐农别墅到八宝山的告别室,自愿前来追悼荣老板的人不绝。他们来送别荣毅仁,也是表达对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财富家族的尊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见把解放前中国民族资本家分为四种类型:绅士(如张謇)、买办(唐廷枢)、官僚(如盛宣怀)、平民(如荣氏家族)。

  荣氏兄弟从平民起家,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将企业发展壮大。因为来自平民,所以他们能够体恤下情,与众同甘苦。作为一方巨富,荣氏家族对公益事业大力支持,一生在无锡建桥百余座,同时修路办学,不遗余力。

  荣德生当年费巨资所修梅园秀美可观,竟然免费对游人开放,此种胸怀如今罕有人及。梅园开放后,小商小贩不绝,园中环境一度恶化。但荣德生认为自己能给他人带来生计,并不制止。

  1934年,荣德生六十大寿,捐寿仪6万修建宝界桥。桥宽近6米,长375米。荣德生曾说:“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六十年后,荣德生的孙子荣智建投资3000万元在宝界桥边另筑一座长390米宽19米的长桥,以解决老桥的拥堵。在文革中,荣德生的墓被毁。荣宗敬的守墓人说,现在荣德生的墓是空的。有传闻说荣氏族人因此决定不再在无锡投资实业,无论真假,当年红卫兵小将的卤莽行为伤害的肯定不止是荣氏家族。

  江南大学副校长王武曾因工作关系见过荣毅仁数次。荣毅仁的骨灰抵达无锡时,她曾去迎接。今年国庆节,荣毅仁回到无锡,王武还见到他,那时荣毅仁已经在吸氧了。有一年,江南大学整理荣德生的史料,荣毅仁派中信办公厅主任姚进荣送来个人积蓄两万元,陈文源等人编辑的《荣德生文集》,也是由荣家出资60万元出版发行。

  《无锡日报》的摄影记者顾祚维为荣毅仁拍过很多照片。荣毅仁每次回乡,都是顾来拍照。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回无锡时,顾祚维再次给他拍了照。事隔未久,有朋友说在《人民画报》上见到了荣毅仁的照片,署名顾祚维。顾说不可能,他经常给领导拍照,领导用也就用了,不会留意到摄影师的名字。后来中信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荣毅仁拿出顾的名片来特意嘱咐要署上名字。谈起此事,顾感慨良多,“一个国家副主席,竟然记得我的名字。”无论企业家还是领导者,能让平民百姓由衷赞叹,不易。

  张绪武和叶宝珊都说荣毅仁对下属包括司机、清洁工都很和气,没有架子。张绪武还提到他曾经多次到荣毅仁家吃过蹄膀,味道甚好,荣毅仁总是给大家夹菜,同席的中信现任董事长王军年轻,不用关照,顾自大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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